国有贸易企业可以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与第三世

2018-09-21 16:44:00 阅读 183 views 次

  旧的国际贸易关系包含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缺陷。在初期,中国亟需外汇,出口鼓励战略具有一定的合,但也不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种战略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个本来只是在特定时期(国内航运船舶奇缺,而美国在二战造的民用船舶“轮”过剩,几乎是白送给他国的数年)、特定领域(轮船)成立的逻辑却成为后中国实际执行的一种发展战略。在这种战略和出口鼓励战略的交叉作用下,中国后形成的国际贸易关系很显然放弃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中国如果在后能够聚焦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就将比现在高出很多。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说明,生产是贸易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贸易关系主要是指生产和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以及以什么样的贸易条件(比价关系)进口、出口和进口、出口数量的多少。贸易关系不仅对本国经济增长具有影响,而且对本国收入分配具有影响。不仅有短期影响,而且有长期影响。美国正是基于贸易关系长短期影响的判断做出了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决策。美国诸多人物认为,美国当时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这种看法也是推动新型国际贸易关系转换的美国因素。

  现在,美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不仅遇到来自俄罗斯、第二世界国家的反对,特别是欧洲发达国家的反对,而且遇到来自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反对。更重要的是,世界秩序正在重新组合!这是提出三个世界划分以界格局最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更好地迎接这一变化。而新型国际贸易关系的建立是必然的。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至少在十年前就已经发生多次,现在则向纵深发展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是突出表现。

  第二,中国经济外向型程度过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回旋余地大,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应该比美、德、法、英、日等国要低。然而,美国出口占P比重2016年为11.9%,中国出口占P比重2016年为18.5%。中国出口占P的比重比美国高出56.0%。中国经济的外向性程度比美国还高说明中国经济外向性过高。

  第三,由于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因此,中国这种高外向性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以低价格换来高数量出口。

  第四,由于中国历年一般进口比出口少,这种正的净出口往往带来巨额的贸易盈余。在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很高的条件下,中国已经不需要在价格不利的条件下这样大量出口产品了。

  第五,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随着目前世界开始去美元化,美元币值长期趋势必然是贬值。中国再促进以美元标价的出口得到的将是日益贬值的美元。特别是,不能排除美国赖掉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本金的可能。为此,研究消化巨额外汇储备的可能性和方法。

  第六,旧的国际贸易关系包含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缺陷。在初期,中国亟需外汇,出口鼓励战略具有一定的合,但也不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种战略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个本来只是在特定时期(国内航运船舶奇缺,而美国在二战造的民用船舶“轮”过剩,几乎是白送给他国的数年)、特定领域(轮船)成立的逻辑却成为后中国实际执行的一种发展战略。

  在这种战略和出口鼓励战略的交叉作用下,中国后形成的国际贸易关系很显然放弃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中国如果在后能够聚焦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就将比现在高出很多。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说明,生产是贸易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推动新型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将会大大推进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之向全球更加均衡的状态发展。

  第一,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中国除去产能的政策外,应该积极地拓展第三世界市场来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在拓展第三世界市场时,应该考虑第三世界的购买力,定价应该考虑这些国家的接受能力。而这种定价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不要让国内私人企业获取太高的利润。为此,国家也可以成立一个国有贸易公司,统一实施对第三世界的贸易。因为这种贸易量一旦很大,就必然涉及到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需要。这时,唯有出面才能谈成贸易。中国的私人企业是不可能代表我国利益进行这种洽谈的。

  在第三世界外汇不足的情况下,国有贸易企业可以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与第三世界进行贸易,也可以用他们的某项资源作为,或者用中国的外汇(甚至是人民币,因为与中国直接贸易不需要借助其他货币)给他们提供贷款。

  第二,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对美出口相对减少可能已经无法避免,绝对减少也不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加强进口控制。

  中国存在大量炫耀性消费品进口、重复性资本品进口等。比如,中国今天遍地的昂贵轿车、别墅、高档衣服、高档办公楼、高档饭店、遍地的“学术会议”。这些消费品进口是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必然产物。而中国石油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用合资企业发展轿车工业的错误决策产生的炫耀性消费品进口导致的。对于这些进口,可以大大压缩,用于中国得到年度贸易平衡以及更好的结果。

  第三,维持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国际经济关系多变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可能资本外流冲击。中国已经有了大量资本外流的渠道,如出国留学换汇、地下钱庄、出国办企业等。这些渠道的存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再加上外国投机资本的综合作用,就可能产生做空人民币的行为,导致中国人民币汇率贬值。

  因此,通过取消鼓励出口留学、打击地下钱庄、遏制缺乏实际基础的出国办企业行为等,至少就可以部分实现稳定汇率的目标。在全球去美元化的背景下,人民币的币值应该不会持续的过大贬值压力。

  第四,在当前金融的政策大背景下,即使不能控制资本流入,也要控制资本流出。在实施一带一、亚投行等的过程中,中国不宜规划过多项目。因为在没有充分的前期准备、没有充分的事中控制、国外风险变幻莫测的情况下,资本流出所带来的效益会很低。

  很多资本的流出就是国内资本的外逃,具有国内资本逃避国内责任的性质。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调研资本流出的分类和规模。在此之前,中国应该实施较为严格的资本流出控制。

  第五,从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看,无论中国在金融中采取多么大的动作,都难以令美国满意。中国也不可能无地。为此,金融的政策应该更为谨慎一些。

  从长期看,中国推进新型国际贸易关系的政策的基础是国内政策。因为贸易关系本质上是国内事务的延续。

  第一,必须依靠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围绕战略性产品领域切实推进自主创新。从到2012年,中国由于长期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政策的一种变形),中国在诸多战略性产品领域(如芯片、操作系统、大飞机)长期空白。

  而中国研发支出虽然快速增长,但由于研发资金分散在较为次要的领域,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又逐渐以所谓民营企业为主体,导致中国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极低。中国自主创新如果不以国家强有力的引导和组织为前提,就不可能有效。中国在高端领域生产上去了,就更不需要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了,因为生产随时可以为国家的进口提供资源、资金。为了发展高端生产,必须调配精兵良将!

  第二,中国自主创新主体应该转到依靠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的轨道上来。美国有许多重要科技依靠私人企业及其中的个人作为创新主体,如贝尔实验室,但美国大学和相关国家机构为企业创新提供的基础科学的支撑也功不可没。计算机更是在美事需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那种依靠私人企业的创新安排必然是低效的,而且产生巨大问题。比如,滴滴快车服务的本身没有多大科学技术的创新价值,而且造成安全隐患。腾讯市值很大,但业务量过于依赖游戏。而它的通讯工具很容易被国企的服务所取代。共享单车的服务已经如昨日黄花。

  第三,中国贸易主体也应该逐渐转到依靠公有制企业的轨道上来。中国今天民企数量巨大,但并非不可触动。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看,必须触动。许多学者已经因为中国民企数量太大怀疑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也很难用中国特色去解释。

  数量巨大的民企获得了进出口的自主权,是导致诸多国际贸易难题的制度基础。因此,在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培育公有制企业主体是当下中国应该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性政策。它对于我国实现贸易利益的最大化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中国应该向世界推出自主创新理论和公有制占优性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基本内容(不排除其他内容存在)。公有制占优性的话语基本上是表达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但是中国式的表述。自主创新是马克思本人所没有的,是所首倡的。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点已经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中国可以正好借助美国来推出中国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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